拿洪家来说，“衍”字号饽饽铺历来有代替宫廷内外饽饽房制作传供的活计，而参茸庄衍寿堂又长期专办东西御药房的人参和鹿茸，这么算下来，一共一十六万两货款就此打了水漂儿。再如齐仁堂岳家，因为享有供奉宫廷其他御用药材的殊荣，也不得不咬着牙硬撑下近二十万两的亏空。而在所有与清宫有经济往来的商家中，损失最大的，恐怕就是专为皇家营造的兴隆木厂马家了。据说，修光绪东陵所欠的二十二万两和修北海所欠的三万余两，皇家一个子儿也未曾支付，而当年给马家留下的那张欠据，也随着北洋政府的登台，成为了永远无法兑付的一纸空文。
到了北洋执政时期，政府则开始提倡“西风东渐”和“实业救国”，商人的地位表面上有了些提高。但实际上，商人的待遇不仅没有什么改善，反之比清末还远远不如。且不说军阀之争造成市面货源奇缺，也不说政府暗中为外国资本的经济掠夺大开方便之门。最主要的，是北洋政府收的苛捐杂税要比清政府还狠得多。而且军阀乱战时期，每一位带兵入京的将军，都把商人们当成了碗里的肉，任意勒索取用。这种情形下，商家们的“大出血”也就可想而知了。
更何况，那些大兵们也不是好敷衍的。这些家伙只要从军营里一被放出来，全是一窝蜂的来市面上占便宜。而洪家的店铺，因为有好吃好喝，自然就成了受侵害的首要目标。大兵最显着的特点，就是“生混蛋”，干什么都横着来。骂着“妈拉巴子”白吃白喝不说，更有甚者还仗着手里的枪杆子公然行抢，如若抗拒，那必定会砸店伤人的。
洪禄承从儿时起，就见惯了父亲因为兵痞闹事头疼烦恼的样子。而像这种让洪家既闹心又窝心的日子，大约要到1928年东北易帜，才算告一段落。
不过，封建制度的终结，毕竟还是对世风转变起了积极的作用。特别要提的一点是，从1919年起，由于“五四”思潮影响，社会上开始涌现出一批新兴商人代表。这一批人是非常年轻的，其中不乏高等知识分子，甚至于“海归派”。他们没有旧有商人的身上的世故与内敛，而是表现出充沛的热情，以富国强民为己任，走实业救国的路线。虽然他们身上也不乏偏执和理想化的缺陷，但他们却是我国历史上最有报复，最爱国家的一批商人。而他们所兴办各类新型工厂和公司，也以强大的造富能力和全新的经营模式，很快成为了商界最耀眼的焦点。
每当提起这段往事，洪禄承都不得不对父亲感到由衷钦佩。在这种新旧交替的大时代背景下，正是由于他父亲的精明，洪家才没有墨守成规，被旧有的传统束缚住手脚。
洪效儒虽无实业派那样的眼界与留洋经历，却懂得乘势借风，投资生利。虽不懂得新型实业的经营方式与工业技术，却明白商场上最根本的原理——任何买卖永远都是以金钱为基。所以，他果断抓住了机遇，投巨资入股了岳乾斋的盐业银行和黄奕柱的中南银行，以及德国人詹姆士创办的朱诺饭店，并很快从这些洋行业里分享到了甜头。
待到洪禄承成为父亲助手的时候，他个人出自对这批实业派精英的敬重，又游说父亲继续投资了京城的丹枫火柴厂，以及股份制的津门北方轮船公司和津门利中酸厂。就这样，洪家的财富在分享盈利的同时，也间接为国家出了一把力，达到了一个双赢的结果。
实际上，从1927年“蒋光头”定鼎南京，到1937年南京政府执政时期，可谓我国工商界难得的“十年建设”黄金时期。尽管期间国外资本与官营资本异常强悍，但民营工商阶级在短期间内取得的成绩仍是蔚为大观，甚至使“实业救国”、“科学救国”的理念演变为一种时代潮流。
只可惜，这批本土的资产阶级实业派实在运气不佳。羽毛才刚刚生长出来，还尚未丰满，就又遭到外敌入侵。而本应代表他们利益、保护他们生长的上层建筑，这时候却露出了既软蛋又混帐的真容。在日本发动的侵华战争爆发之后，南京政府只知道找商人捐饷捐粮，军队却不能尽责守土，以至于实业派们数年的心血大多付之东流，或是一头躲进了租界，或是被迫千里流亡。
倾巢之下，焉有完卵？国难当头，洪家也未能幸免。京津沦陷后，在日本人的“限粮政策”下，洪家的店铺入不敷出，可日本人又不允许歇业，所以只好赔本维持。尤其洪效儒还拒绝使用伪币，又不肯与日商做生意。所以洪家的店铺每日还要被上门的汉奸、特务轮番勒索。最不幸的，是随着战火的蔓延，洪家在异地的店铺也纷纷毁于战乱，而最终能侥幸保存下来的，寥寥无几。
好在洪效儒做为洪家的当家人睿智依旧。在卢沟桥事变刚刚爆发之际，他就偷偷下手安排，让洪禄承携新婚妻子王蕴琳一起逃反，由津门乘船去了沪海。并且在临走的时候还交给儿子一张存单，洪禄承这才知道，原来为以防万一，父亲在美国花旗银行一直存有六十万银元。
到达沪海后，洪禄承也没有辜负父亲的期望，在租界里醉生梦死，或是庸庸碌碌干等战火平息，而是时刻在寻找着能帮洪家保存实力、减少损失的方法。
当洪禄承发现在日军侵华的脚步下，沪海租界里反因为避难人口增加呈现出一片畸形的繁荣时，他马上就与时任工部局董事的犹太地产商哈同合作，用花旗银行里的这笔钱，在租界里大肆兴办西餐厅、咖啡馆、舞厅和夜总会，并很快赚了大钱。因此抗战胜利后，再回到京城时，洪禄承已积攒了足够的财力，来挽救洪家岌岌可危、濒临破产的祖业和信誉。也终于使得病危的父亲放下了心病，带着微笑握着他的手安然离世。不过，洪家的这段兴盛史摆脱不了历史的桎梏，终归也只是昙花一现。
之后的三年，由于政府处置战后经济极为不当，“劫收大员”满天飞，借没收“敌产”之名大肆中饱私囊。我国的工商阶层始终处于一种“孤儿”状态。在那时，要想维持一份产业，可说是战战兢兢、惨淡经营，不仅要靠自己承受下日酋侵略的造成的损失，同时也面临着蒋、宋、孔、陈“四大家族”官僚资本的挤压与吞并威胁。
内战起后，蒋管区物价飞腾，当局又强迫民间上缴银元黄金，兑换成一钱不值的“金圆券”。致使整个经济呈现崩溃之势，神仙也无力回天。无怪乎当时有人咬牙切齿把委员长称为“蒋该死”，并私下宣称“三民党不亡，没有天理”。因而在内战时，我国的工商阶层，大多数人并没有跟三民党共进退，只在观望中期盼尘埃早日落定。
在这种背景下，洪禄承即便再有商业才华，也无可作为。能做到勉强维持诸多产业的经营，还能给洪家的老伙计们挣上一口饭吃，着实已经不错了。眼见民营资本丝毫不知出路何在，洪禄承的心头只有愁云惨雾。
1949年，大军狂飙席卷。随着三民党败走台湾，世界轻而易举转换成了红色。
江山底定初期，由于民营经济在全国经济比重中举足轻重，而且新执政的红党面临着一些实际问题，还需要民族资本助一臂之力。所以只要不是官僚资本，不是洋行买办，工商阶层还是被定义“人民”，是所谓开明的“民主人士”。乃至在国旗中，也占有一颗星的位置。
在这时，红党高层对知名的商家是礼遇有加的，并给予了非常优厚的待遇。如齐仁堂第十三代传人岳松生，就属于商界中积极拥护红党的代表人物。不仅得到了提拔和重用，在日后甚至成为了京城的副市长。
而以洪家在京城商界的名声，洪禄承自然也是重点统战对象。政府为他安排的名份、职务都有。但洪禄承一向秉承祖训，习惯低调行事，本能地不愿当这个出头的橼子，故而他最终婉言谢绝了市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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