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借其力升任言官，但杨嗣昌一死，则力攻之，居然疏请剖棺戮尸，“摇尾生前反唇死后”，以怨报德。杨嗣昌死后，他又相继趋附薛国观、周延儒，周延儒得势时，曾应遴逢人就说：“我一生不负周老先生”，然而，朝廷一有风吹草动，“迨延儒奉旨看议，则又从注籍中仓皇送单，读其议，凛然霜钺矣”，其卑鄙反覆一至于此，士大夫刚正、凛然的气节荡然无存，末世景象尽显。一些有识之士也洞察到这一点，感叹崇祯末“士气卑坏至此，亦亡国之兆。再如，崇祯十四年，洪承畴孤军困守松山，形势危急，而清军也因补给断绝，有后顾之忧，就向明朝发出议和。
可以说，这在当时是给大明一个喘气的机会，而崇祯皇帝经过权衡，也有议和的心思，当下授权兵部尚书陈新甲与后金说和，此举说白了是无奈之举，同时也不失为缓兵之计，此计谋一出，崇祯皇帝就担心和谈之事外廷知晓后会阻挠反对，再三叮嘱秘密进行。可是和谈还是因偶尔疏忽而泄密了，言官们一听骇愕不已，一些注重夷夏之辨的言官不顾兵部的艰难处境，纷纷反对。兵科给事中方士亮上疏追究陈新甲的责任，认为他“主和辱国”；给事中廖国遴等四人浑水摸鱼，也极力倡言杀陈新甲，表面上是以《春秋》大义反对议和，实则是出于索贿的目的。陈新甲家人赶紧活动，这四名言官收到贿赂后马上论调大变，又倡言陈新甲必不可杀。但议和的消息闹开后，言路已汹汹然，思宗迫于舆论压力，改变初衷，让陈新甲做了替死鬼，议和中寝，明朝失去了最后的翻盘的机会，可以说言官在其中的作用就不是什么好作用，可即便如此，皇帝最终迫于言官的言论，不得不就此作罢，足见言官的厉害。
再如后来的崇祯十七年正月初三，李明睿劝崇祯放弃北京，尽快南迁。崇祯有意迁都，陈演“反对南迁”，并示意兵科给事中光时亨，严厉谴责李明睿，扬言：“不杀李明睿，不足以安定民心”。二月初八，李自成陷太原，北京震动。蓟辽总督王永吉、顺天巡抚杨鹗建议提调吴三桂保卫京师，二月二十七日，崇祯帝在文华殿召开紧急会议，征调吴三桂“勤王”，陈演、魏藻德两人不敢同意，以致此事一延再延。崇祯骂他：“汝一死不足蔽辜”。三月初四，崇祯终于决定，放弃宁远，征调吴三桂、王永吉、唐通、刘泽清护卫京师。吴三桂接到命令后，三月上旬启程，十六日入山海关，二十日至丰润时，李自成已攻破北京。这些固然有大明的局面已经无法收拾，但若稍加缓和未必没有再起的希望，如果说大明最后的希望是来自崇祯帝性子优柔寡断，猜疑心中的话，那这其中言官为了个人的利益，不顾朝廷局面也有分不开的关系。
说了这么多，并非可以诋毁言官，只是想说明一下，言官在当时的那个年代的确是一股强大的力量， 他们有为国家，为了社稷前赴后继，个个不畏生死，的确起到了应有的作用，这些并不是我故意夸大，事实上，言官这种敢言直谏的风节和精神，源于儒家的政治伦理、道德传统的浸染和塑造。在治国平天下的人生目标的激励下，众多官僚士大夫都恪守为君为国为民的基本原则，直言谏诤，所谓”臣言已行，臣死何憾”，其中虽也有愚忠的内涵，但于国于民于社会还是有益的。特别是明代言官形成了一种强烈的群体意识，一批言官忠实地履行着监督与纠察的职责，对于朝廷的各种权力体系起到了一种较强的制约与规范作用，在一定程度上的确有莫大的作用，当然了，坏处不是没有，这种在明朝后期很能体现，不少言官附势苟全、趋利避害、甚至枉法残民之辈，尤其是明中期以后，随着朝政的腐败，不少言官为了个人或集团利益，身陷门户，党同伐异，朋比为奸，置国家命运于不顾，这股力量就变得可怕了。我文中的言官与之相比，不过是冰山一角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