责某某老师的发音不准，某某老师管学生管得太严了，某某老师上课听力方面上太多了，单词解释太啰嗦。
大概做了领导就忘记了自己也是教师，迟到缺课学生也会有意见的吧！
如果学生这么有意见，怎么主任不知道吗？建宁想了想，给李秀芳打了个电话，问她是怎么操作的。
李秀芳说她和另外一个老师约见座谈的那个班也有些班干部提的意见很偏激。不过她和另一个老师决定对这些太偏激的意见充耳不闻，只保留一些相对比较温和的意见：“有些学生简直对老师进行人身攻击”。
建宁觉得这个办法可行，特别是学生对新主任的那些意见，她可不能直接上报，万一主任对她另眼相看就惨了。
她把那些意见用表格的形式整理好发给管教学的何主任和秘书，心里暗暗担心自己会不会也会被学生“人身攻击”。
好在下个星期三开系会时，何主任拿着那些意见逐个找老师谈话，并没有叫到她。
新来的五个老师，除了她和李秀芳，都被叫去谈话了。
其中一个姓覃的皮肤白得像刚从地里冒出的笋芽的女老师，估计是学生提的意见比较尖锐，何主任隔天亲自带着几个老教师去听课，听完课后把覃老师换去教其他班了。
再下个星期三开会时她并没有像新主任那样点名道姓地批评哪些老师上课上得不好，只说当学生和老师出现矛盾时，系里肯定先保护老师。“不过你们上课时要引导学生正确评课，叫学生先提优点再说缺点。”
评课事件很快就过去了。
十一月中旬她们几个新进教师要去梳芜宁市考高校教师资格证。普通话等级考试她在读大学时考过了就不用再考。
李顺安和张平虽然在读大时没考普通话等级，不过回到珉西大学分校九月底他们俩就一起参加考试并已拿到了证书。
只有毛国栋既不想考普通话等级考试，也不想去考高校教师资格证。
她们要考的高校教师资格证其实就是去试讲，试讲完了再回答考官提出的几个跟教学相关的问题。有些问题涉及到一些专业术语。要提交教案，试教的原文。
建宁大学学的英语专业不是师范方向的，所以她既不会写教案，也不知道试讲时到底有什么要求，更不懂什么教学术语。听去年来的老师说试教时要把自己讲的内容全部背出来，她考试前那个星期每天晚上睡觉前把要讲的内容闭着眼睛背了一遍，才敢沉沉睡去。
考完结果出来了，她意料之中没有通过，覃老师也没通过，李秀芳和另外两个老师通过了。
考不过教师资格证意味着那年她不能定职为助教，还是见习教师。
李顺安和张平都考过了，他们两个也是非师范生，建宁安慰自己他们过了而她不过的原因是他们不用全英上课，而她要。
也许自己上课上得真的不咋的吧！
他们见她没考过，不敢表现得太高兴，只安慰她说明年再考也不打紧，反正工资和课酬跟这个没有挂钩。
十二月初，老师们该出期末试卷了。建宁把自己从考试不过的阴郁心情中拔出来，振作精神跟另外三个一起上大学英语专科班的新进老师商量如何出卷。
她们都没有出卷经验，想想还是出上课讲过的内容为妙，将词汇题设成选词填空（课本课后练习题有原题），阅读题设成问答题，答案可以从原文找到直接抄下来，翻译题也不敢考太难的，就设成部分翻译，例如让学生翻译句子“桌子上有一把雨伞”，题目如下“thereyhobbarket”翻译成了旧货市场，底下有一个上课非常认真听课的学生连忙纠正她：“老师，那个是股票市场”。幸好她脑子转得快马上说“thankyouforcorrectistake”，把自己从窘迫的境地中解救出来。课后她回到宿舍拿牛津词典一查，果然“stock”除了有“存货”的意思之外，还有“股票”的意思。
她窘了好久。
自此以后备课时只要发现根据自己以前所知道的单词意思根本译不通顺时，她都要捧起厚厚的词典查一下。这就是为什么她一直保持着备课备到零晨一两点的习惯的原因，太多东西她不懂了。下午不用上课时就补觉，要不然身体可吃不消。
回到读研的问题上，她才刚工作了九个月，每个月1600块的工资，除去日常开销，去年过年又花了一些，终于领工资了总不能没点表示吧？她给家人，亲戚都买了礼物，给亲戚的孝都打了红包，过一个年就花掉她两个月的工资了。
到目前为止，她口袋所剩无几，又回到毕业时一穷二白的日子了。她打听过了，在职研究生班的学费一年差不多要一万块，她现在肯定读不起。
她开始隐隐觉得想稳稳当当地做个高校老师也是很有压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