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地区授予“售粮大王”称号，奖励小四轮拖拉机一台，地委书记刘增金亲自把小四轮送到许凤林家里。乌宁县奖给许凤林一批砖瓦木料，马营堡乡特批给许凤林一块儿宅基地，许凤林盖起了马营堡最大最排场的宅院，成为全村的首户。
地委书记刘增金来给许凤林送小四轮的那天，在村里召开了一个座谈会。会上，不知怎么有人提起了当年我哥受冤枉的事，刘增金很重视，仔细询问还作了记录。不久，县委组织部长来到马营堡乡找我哥谈话，组织部长说，敬勤同志，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经过二十六年的实践证明，你当初的意见是正确的，我代表组织向你道歉。县委决定撤消对你的处分，恢复你的职务。这样，五十三岁的哥在罢官二十六年之后又当上了马营堡乡乡长，这桩大喜事给他带来的除了欣喜之外，更多的是满肚子翻江倒海难以言说的酸楚。对于一个国家，二十六年也许是一个或几个时代，中国**从诞生到新中国成立不过用了二十八年。对于一个年富力强的青年干部，二十六年就是他的一生！我想起一九七九年省里的一次创作会议上，老作家马烽在谈到流沙河几个被剥夺创作自由二十年的作家诗人时说过的一句话：从数字上看是二十年，可实际上，二十年就是人的一生。一个人生命掐头去尾，最宝贵的年华不就是二三十年吗？
不过比起三叔来哥还是幸运的，总算在活着的时候听到了一句公道话。
我们兄妹几人中，哥的孩子最多，六男一女七个。一九六三年嫂子又怀了孕，哥嫌孩子多让嫂子作了流产，谁知才过一年又怀上了，嫂子舍不得再流产，结果又生了老七。一大群孩子起名都伤脑筋，头三个学新学中学华顺溜溜排了下来，横念竖念都顺口，而老四学昌老五学荣老六学恒老七学远却很费了一些功夫，勉强把“新中华”三字接续下来了。
我姐敬爱发誓不远嫁，就要在村里照顾父母二老，经哥介绍嫁给了马营堡完小的老师，就住在学校。后来姐夫调到东坊城当了公社秘书，姐不去东坊城，姐夫就把家永久性地安在了马营堡。
文化大革命以后我以为我这一辈子定型了，没想到一九八五年上面突然破天荒地出台了一个提拔重用知识分子的政策，大批大本大专生被提上了领导岗位。我的学历只是个中师，本来不在提拔之列，岂料我以前发表的那些“毒草”文章又变成了“突出成就”，意想不到地从一个普通教员一下子升为副校长。地区只有一中，二中是县级单位，我一步登天升成了副县团，又让父母享受了一次光宗耀祖的喜悦。
我有两儿一女，妻子是银行的会计，人不坏，也通情达理，可家里的日子淡如白水。我原本以为夫妻间的生活都是这样，然而一想起三叔和进秀婶子就又疑惑起来，三叔和进秀婶子为什么爱得不顾性命不顾一切？爱情真有那么大的力量吗？我不知道。在我的婚姻生活里，我说不清究竟是我们的爱情没有力量？还是我们就没有爱情？银行会计本来是个极普通的职业，谁知到了八十年代银行突然时来运转，工资奖金一个劲长，办公楼家属楼一个劲盖，妻子的收入超过了我这个副县团，妻子分到了两室一厅，妻子的脾气也渐渐水涨船高。有一回她洗完衣服要晾，把我的一件衬衣一个背心从晾衣架上拽下来随手一扔。我说了句：你就不能给我叠一叠？妻子一瞪眼说：我就是给你叠衣服的？我无话可说。我从未奢望过妻子给我洗洗衣服甚至是袜子手帕，以后我自己的衣服我自己叠就是了。家里的饭多数是我做，如果我回来晚了，全家就只能吃馒头咸菜有时再煮几个鸡蛋，反正是简单得不能再简单方便得不能再方便了，这就是我的生活。并不是妻子不爱我，当初她主动爱我爱得如痴如醉，而且现在依然爱我，为了让我穿得体面多贵的衣服她都舍得给我买，然而这难得一见的偶尔的体贴却无力消融我心中日积月累的霜雪，我的心头时常是一片荒凉。
我的小妹妹敬美当兵以后就在部队结了婚，妹夫是个协理员，一个很实在大度的山东汉子，后来两人一块儿转业到了太原钢铁公司。敬美也很孝顺，年年都得回几趟老家，妹夫开玩笑说他们两口子攒的钱都捐给铁道部了。
村里的乡亲们都说我父母有福气，儿女成群，而且个儿个儿孝顺，个个有出息。父亲母亲也的确心满意足，唯一的遗憾，是两个老人家还不放心长眠在孤坟里的三叔。武汉的女人一直没露面，而进秀婶子还孤零零地躺在村东大柳树底下，到底是谁去陪伴三叔成了两个老人家的心病。而给三叔“阴配”得由敬军作主，敬军究竟怎么想，父亲不知道，也不便问，因为三叔后娶的女人还健在，不管怎么说，她毕竟是敬军的继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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